北坝村和泠桥村长期遭受上游矿业开采排放的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受到重金属污染，发病情况异常，除媒体的大量报道外，科学家、非政府组织也已介入。涧南村目前具备街区居民的特征，但它是从农场演变过来的，具有“单位”的某些特征，与农场这样一种特殊的经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为了行文方便，我们也称其为村。在一定程度上，西桥村代表了浙北和苏南等工业发达地区在农村工业化快速推进过程中，环境污染与公众健康的矛盾日益突出的一个类型。四个“癌症村”背景描述见表1。
丁浜两个村民小组从2000年到2007年间, 约192人总人口中共有9人死于癌症，每十万人口每年死亡586人,是农村地区癌症平均死亡率的4倍左右。另有两位健在的癌症患者。西桥村的癌症高发不仅表现为小范围的特点，主要集中在丁浜自然村, 也即金属家具厂附近。同时, 也表现为比较短时段的特点, 比较集中的年份是2003年, 并在这一年中有2位年纪比较轻的人员死亡。从癌症死亡的时间段来看, 也与金属家具厂的污染、以及随后采取的措施相对应。即水污染严重的3—5年时间里癌症高发, 之后, 村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从水、食物等方面采取改进措施；从污染源方面看, 工厂的污染处理也有所改进；癌症发病率也有所下降。
从我们对政府相关机构的调查情况看, 污染的严重状况政府是有所掌握的。比如区环保局近期在努力解决农村纺织企业的污水管网建设问题。市疾控中心从1992年开始就已经建立了重大疾病监测系统, 包括肿瘤报病系统，并已在十年前建立了重大疾病数据库。但像丁浜那样的局部的细节问题, 他们认识并不充分。我们向市疾控中心询问癌症发病情况时, 对方解释说, 市域范围内癌症发病率偏高, 但没有超出上限（考虑癌症问题的敏感性, 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对癌症高发的委婉表达）, 也没有发现地区性的特异。
很显然, 从现有政府监控的重大疾病问题看, 类似西桥村这样的受污染点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所以, 村民对污染—疾病的真实情况知之甚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西桥村, 村民很难知道污染工厂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污染。村民无法合法地进入工厂, 加之, 工厂方面的刻意隐瞒、污水偷排等, 使普通居民更难了解真相。他们曾经求助的地方政府、媒体也都委婉地谢绝了。就他们自己来说, 复杂的生产工艺和非常专业的知识影响了他们对事实真相的了解。污染情况不明, 村民“癌症—污染” 病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就更难把握。
▍ 健康风险的应对
“癌症—污染”具有不确定性和可能的巨大危害性。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并没有解决“癌症村” 村民所期望解决的问题。面对污染可能导致的疾病问题, 在“科学”不在场的情况下, 村民只能转向日常生活实践，采取一些措施。 最有效安全的办法, 我们称之为“空间封闭法”, 即关闭污染企业, 或让污染企业搬迁, 或者受影响人远离污染源搬迁到其它地区去居住, 是一种“你死我活”的策略。事实上, 比较可行办法的是对部分空间进行干预，寻求共存的办法，也是对污染企业的一个让步。实践中村民通常改变自己的水源与食物来源的办法来应对健康风险。
1. 消除污染源
消除污染源是最简单也最容易想到的应对健康风险的办法, 即通过各种可能的办法使污染企业停产, 甚至搬迁至其它地方。这个方法的优点是安全性好, 即可以完全消除致病风险源。但应对的精准程度比较差, 代价很大, 在现实中的可操作性并不好。尤其是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 由于经济发展的“硬道理”得到政府的大力倡导及社会的广泛认同, 所以以企业为代表的市场力量比居民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强大许多, 在现实情形中, 企业搬迁并不容易。
污染一旦产生, 特别是当污染影响到村民的健康时, 村民最直接的反应是要求污染企业停止排放污染物。 丁浜村民所采取的试图解决污染问题的“三部曲（找企业、找政府和找媒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05年, 丁浜在一个星期内有两人检查发现患了食道癌, 而且都是晚期。村民开始自发组织起来到金属家具厂去反映问题。村民到金属家具厂后并未找到工厂老板, 工厂的其他领导接见了村民, 但以各种理由推卸责任, 村民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与金属家具厂直接交涉无果后, 村民开始向村委会和当地政府反映问题。村民向村支部书记反映, 支书的回答是：“我们也没办法”。村民找到了退休在家的原乡党委书记, 老书记也是丁浜人。老书记写了一个题为“反映一个情况, 提出一个建议”的文字材料, 托人交给了金属家具厂的老板, 但也未收到任何答复。2005年底, 在退休干部座谈会上, 老书记向镇党委书记反映了丁浜的污染和癌症情况, 但镇党委书记也没有表态。后来, 老书记代表村民也向镇里分管工业的副镇长反映问题, 但副镇长也未表明态度。之后, 一些村民通过“市长热线”举报村里的污染情况。市里也曾经责成区环保局派人下来检查, 认为金属家具厂虽然排污, 但污染物并不含有毒物质, 与丁浜村民的癌症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向村委会和政府反映也没收到成效之后, 丁浜的村民也曾求助过媒体, 村民打电话到市电视台一个说话类新闻栏目。这个栏目的记者到西桥村来采访调查, 但是后来村民没有看到节目播出。查询得知，节目没有通过审批，无法播出。
与西桥村民温和的、理性的协商方式不同, 涧南的居民则采取激烈的冲突的方式试图让污染企业停产或搬迁。2010年9月, 涧南50多位居民到玻璃厂, 把玻璃厂的大门锁起来, 不让工厂的车辆进出。事实上自1995 年以来, 涧南的居民一直在组织人员到各级政府进行上访。至2010年12月我们调查时, 企业仍然在生产。我们从县环保局了解到, 虽然不能确定污染, 从发展趋势看, 这家玻璃厂应该搬离居民区。后来我们从被访的分管环保的地方政府领导处了解到, 新区已经规划了玻璃厂的新址, 只是还需要等待一些时间。另外, 从法律和行政程序上讲, 按居民的想法现在就立即去关闭这家玻璃厂也没有依据。
把污染源完全隔绝开来, 边界清楚、方法简单, 可以完全消除健康风险。但实际上做起来很困难, 至少在短期内难于实现。作为完全隔离污染源的妥协与替代, 当企业在地方政府的有效监督下对所排的污染物进行处理、达标排放, 应是一条相对有效的可操作路径。在西桥村民与金属家具厂的交涉过程中, 虽然污染没有如村民预期的那样彻底消除, 但企业方面也做了一些努力, 比如从2003年开始, 工厂建设了污水处理设施, 开始对污水进行处理。居民也反映, 虽然工厂仍然存在偷排现象, 但从2005年以后排污情况有所好转。另外, 2010年12月我们在区环保局得知,区里正在统一规划实施农村污染源的处理工程。在西桥村, 我们也看到污水集中处理的管道正在铺设中。
2. 迁离污染源
如果企业的污染持续影响居民，居民又无力驱逐企业，某些条件好的居民采取迁离污染源的退出策略。事实上，民间有很多表达类似意思的话，“惹不起总躲得起”等，虽是万般无奈却也是风险规避有效的办 法。能否真正躲起来，主要取决于受影响人的观念及经济实力。
丁浜村民经过“三部曲”努力，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后，村民没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正式组织寄予更高的期望。其中一部分有条件的村民试图“逃离”自己的村庄。如，西桥村第五组共有25户居民，有三分之一的居民户已经在镇上或市区购买了商品房。诚然，居民的经济条件和工作需求是外迁的主要原因，但是，当地的环境污染也是他们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3. 改变水源
在现实中，水问题的解决往往成为环境行动者的主要诉求。受矿山开采污染的北坝等村就采取了改水的策略。北坝、泠桥等村早在上世纪70年代水就受到B 矿山等矿业污染的。为规避水污染的健康风险，早先是村民打井，改吃地下水。之后，村民发现井水也有问题，于是部分村民自己集资，引附近未污染的山泉水为饮用水。有些村民甚至骑摩托车到山里去取水。山泉水的水量有限，无法满足灌溉用水。离山泉水较远的村子就没办法吃上山泉水，所以部分村民仍旧只能吃井水。最近几年，有精明的村民发现了其中的商机，用汽车到山里去拉山泉水卖给附近的村民。除了饮用水受污染，农田灌溉也成问题。
因此北坝村的村民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就持续不断地上访。上访被村民认为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另外，北坝村也充分利用媒体的影响。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曾于2001 年和2005年两次报道了北坝村的矿山污染。《南方都市报》也在2005 年对北坝村等几个村的污染情况进行了报道。国外媒体, 比如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媒体和科研机构也多次到北坝村等几个村采访、调研。此外, 北坝村村民也试图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 地方政府也支持村民同B 矿业公司通过打官司。经过村民和社会各方面持续不懈的努力，2008年，由省、市、B 矿业公司共同出资约 1400 多万元修建了北坝水库，并将自来水引到了北坝村所有居民家里。形式上解决了，但因为复杂的经济社会原因，实际上到课题组调查时，饮水问题仍然没有真正解决。
不像北坝村那样有强大的宗族组织在起作用，泠桥村没有得到“专项工程”的待遇。不过，由于泠桥村人口相对较少，且地处上游，易引洁净的山泉，饮用水的问题基本上可自主解决了。但无论是有势力的北坝村还是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泠桥等村，他们的农田灌溉污染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涧南居民为争取安装自来水奋斗了许多年。如前所述，他们送交省局检测的两份水样均有多项指标超标。虽然水不合格的原因不甚清楚，更不清楚这些指标与癌症的关系，但居民声称水超标就是玻璃厂的污染引起的，而且是癌症高发的原因。为此，居民们找企业、找政府要求开通自来水。事实上，居民要求开通自来水的诉求从1992年就开始了。1995年、1999年和2000年，居民到各级政府进行了上访。2000年到2010年间，由于居民癌症高发问题引起关注，居民上访也更加频繁。2009年，由政府出资一部分，社区每户居民出资300元，修通了直接到社区的自来水。从情理看，居民要求开通自来水的要求并不高，但处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地方的财力有限，直到2009年借着修公路的机会才接通了到涧南村的自来水管道。
总之，改水是一个通行的规避健康风险的办法，如果原来的水源有健康危害则可以消除；如果原来的没有太大问题，则可以改善水质，提高生活质量。 近些年来各级政府倡导及一些非政府组织改水项目中，兼顾两者的多，而精准应对的则比较少。但在改水期望中也夹着非常复杂的利益关系，使得貌似比较单纯的健康风险规避变成了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如北坝投入巨资修建的水库因为前期工程质量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村民的饮用水问题。在涧南，由于污染—健康问题嵌于农场及其转制这样的经济社会背景之中的，所以其间的情况十分复杂。如意见领袖周先生家，一方面声称水受到污染，导致了癌症高发，但另一方面在自来水已经开通的今天，井水仍然还在使用。
4. 改变食物来源
由于农业灌溉用水受到污染，北坝村的粮食、蔬菜等作物中的重金属含量超标问题很突出。部分村民从外来的科学家那里也获知了相关信息。但是考虑到经济成本及便利性等因素，大部分村民还是吃自己种的粮食和蔬菜。在丁浜，粮食蔬菜是否污染，村民并不确切知道。村民主要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对粮食蔬菜是否受到污染、食用是否安全作出判断。有些村民为了保险，选购产自工业不发达地区如苏北、安徽等地产的大米。有少数的村民选择用井水灌溉自己的菜地，而不用受污染的河水。
另外，外销自己认为不安全的农产品是“癌症村”村民普遍采用的一个策略。但因为污染以及“癌症村”的污名化效应，特别是像北坝村那样的被媒体广为报道的地区，“大米中重金属含量超标”等等远近皆知，稻米等农产品销售有很大困难。丁浜的“癌症村”没有北坝村影响那么大，或许是因为地域社会文化的差异，西桥附近的人群更为敏感，在西桥街市上，谈癌色变，本地居民都不愿意购买丁浜人销售的蔬菜。
甘蔗等经济作物的外销，实现了污染分配的“社会化”和“均衡化”。由于经济效益的原因，近些年来，北坝村民改种甘蔗。甘蔗主要是由外地商人来收购，最终的消费者是外省人，因此，通过甘蔗种植不仅降低了当地村民的健康风险，而且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污染而引起的经济损失。这里，我们作一个假设性分析。假设甲农户有4口人、3亩地。在以前，甲农户3亩土地的农产品全部是甲农户成员自己消费的，那么农作物从土地里吸收的重金属全部转移到甲农户4个家庭成员的身体里，风险很大，但范围仅限于甲农户。现在，3亩土地甘蔗全部外销。假定10000人消费了这3亩地上的甘蔗，这些甘蔗里的重金属平均分配给了污染社区以外的居民，人均的重金属量只相当于甲农户的数千分之一，受污染社区居民的健康风险大大降低。从整体看，农户通过甘蔗的外销，再分配的污染物社会化与均衡化；短期不会有明显反应，但长此以往，社会总体的健康风险则增大了。
顺便说一句，“ 癌症村”之污名给村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媒体的关注给北坝村村民带来了解决问题的希望和一些利益，但媒体的报道使外界都知道北坝村是一个癌症村，污染严重、癌症死亡率高。 早期，为了博得外界的关注、同情和支持，北坝村民详尽地向外界描述村民因受污染而癌症高发的悲惨情况。但是“污名化”也带来了麻烦，除了前述的农产品销售困难，年轻人的婚姻也受到影响。 事实上，疾病引发的非预期社会后果，有广泛的社会表达，如日本的水俣病在明确诊断之前，周边人群因担心“传染”而排斥、歧视水俣病患者，同样，近期中国的“艾滋病村”也遭遇社会孤立或歧视。 在北坝村调查时，村干部拒绝向外界提供癌症死亡名单，正想方设法减少外界的关注度，让村庄“去污名化”。
▍ 讨论
癌症是现代医学科学尚未攻克的难题，“污染—癌症”关系认定十分复杂，到了普通村民那里则更是难上加难。村民对“癌症—污染”的认知及应对，不仅受制于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因素对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影响颇大。
毫无疑问，经济因素强烈地介入其中。比如，是否愿意或能够搬迁，经济是首位要的考虑。是否撵走污染企业、以及用什么方式撵走企业，也有重要的经济考量。在“污染—癌症”得不到证实或存在争议的时候，村民仍可以此为条件争取自来水等公共设施的安排。 地方政府或竭力保护地方企业，与企业“同流合污”，或与受污染影响的村民并肩与企业斗争，参与利益分成，均有经济因子的考量。更进一步，借污染—癌症之名兴修工程，进而滋生腐败，花大量投资修建不合格水库也有之。“癌 症村”农产品的外销策略，虽然使村民的经济损失减少到最少，却使污染“社会化”，扩散、均衡化，诠释了贝克的关于现代风险的分配的“平等化”的全新逻辑，它以一种整体的、平等的方式损害着每一个人。
乡村的社会结构又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应对策略的呢？ 北坝村与泠桥村的污染情形十分相似， 但由于宗族等社会因素的差异 ，在“癌症—污染”的信息传播及社会行动方面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后果。在受B矿山污染较重的5个村中，北坝村因为同宗人口多，宗族组织协调能力强等原因，积极组织上访，吸引媒体及非政府组织参与等，引起外界广泛关注。北坝村以何氏大姓宗族聚居，21个村民小组绝大部分的村民姓何。何氏宗祠重建在村委会附近，课题组调查期间正赶上何氏宗祠重修后的庆典。宗族势力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宗祠内按传统产生了具有合法权威的、可以信赖的领导人，他在统一和协调村民想法、平衡经济利益、组织集体行动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二是同一宗村民对本宗祠有很强的归属感，在应对公共事件时较易团结一致，形成统一的意志和力量。此外，宗族组织往往渗透到行政组织，或与村委会同构，并进而网络化到乡镇甚至更高的行政组织。泠桥村地处上游，与矿山最为接近，不仅受污水影响，而且田地也被矿山污泥覆盖，影响波及农业生产，但实际受关注的程度远不及北坝。这主要是因为泠桥村人口少，而且是不同时期从外地迁入该地组成的移民杂姓村。在面对公共事务时，泠桥村的组织强度明显低于北坝。
“绅权”治理这一江南地方小传统在退休书记协调西桥村“癌症—污染”问题过程中得以再现。 中国古代皇权不下县，县以下诸多公共事务往往由回乡的退休（隐）官员帮助协调。事实上， “绅权” 治理是有条件的，那必须是有回乡的“绅”， 而这方面江南似乎最有基础了。在西桥村案例中，退休在家的原乡党委书记，既了解村里的实情，也了解官场的运作方式与运作逻辑，加之他已有声望及对实际利益的相对超脱，使他成为尝试解决污染问题的重要角色。就我们具体的问题看，这位退休书记好像没有发挥应有作用。但是，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为什么西桥村民不怎么闹事？或者放眼整个苏南浙北地区虽然水污染非常严重，但官民冲突至少从表面看还没有“癌症—污染”的认知与风险应对其它地区严重，“闹事”厉害的往往是“绅权”薄弱的地方？为什么后来的企业有所收敛？以及最近的区政府试图从整体上着力解决问题？看来这是一个有待下一步深入研究的话题。
与西桥村“绅权”治理的地方小传统不同，在涧南村我们隐约看到了单位制的文化遗存。 单位制是建国后计划经济时期的重要制度，虽然它与早期中国社会有一定的继承性，但相当一部分是单位制所特有的。在诸如单位内部分房或社会福利分配时，个人在争取规范外的益处时所进行的“软磨硬泡”，有的人可以不顾手段、天天找单位领导，直到达到个人目的为止。在涧南，部分居民为“污染—癌症”问题解决的持续不断的努力中，对“污染—癌症”关系的他者看法不能客观对待，对自己看法的坚信、并为争取相应的利益而努力。事实上，“污染—癌症”问题只是涧南部分居民不断上访的内容之一，其它如争取社会福利等等，也在持续不断地进行中。由此，“污染—癌症”关系的澄清及问题的解决主要为他们的行动逻辑所支配。
— 2020年6月新刊目录 —
▍特稿
01.战国与希腊：中西方文明根性之比较
潘 岳
过去，验证一个理念，甚至需要数百年时间，数代人去重复错误。而今天，在技术革命下，几年之间就能看清来龙去脉。唯有懂得反省反思、不断包容、和谐共生、互鉴互融的文明，才是真正可持续发展的文明。为此，中国与欧洲真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心。
▍封面选题：病毒的全球时刻
病毒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触目惊心，其对人类社会的次生性影响则更为深远：它加速了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经济衰退，很可能会重构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甚至会撼动人类文明的一些底层理念。在这个病毒的“全球时刻”，本期的封面专题是对疫情之后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沉思与回应。
02.全球化为什么不可逆——探索新冠病毒危机后的世界
朱云汉
03.疫情加速第四波全球化
张蕴岭
04.疫情危机与世界秩序重构
冯绍雷
05.全球化迭代演进：走向多样化世界
王湘穗
06.病毒时刻：无处幸免和苦难之问
赵汀阳
▍专题：摆脱贫困
本期推出“摆脱贫困”专题，以社会主义发展的视野，讨论中国的扶贫行动。新中国七十年的减贫事业，不只是运用国家资源和力量，维持低收入群体的体面生活的社会保障或福利政策，而是一项旨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和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系统的社会工程，同时它也是一项伟大的政治实践。
07.脱贫攻坚：后革命时代的另类革命实践
李小云、杨程雪
08.精准扶贫如何改变乡村治理结构
王晓毅
09.中国减贫：从地方性实践到全球性意义
徐 进、李琳一
▍中国发展模式再讨论
10.竞合模式：高铁技术创新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马 莹、甄志宏
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国铁路速度等级实现了从每小时160公里到350公里的三级跳，并成功研发具有中国标准的高速动车组列车“复兴号”。提及这些成就，大多数研究认为这是中国举国体制下合作模式的典范，但中国高铁技术创新不仅有产、学、研的三方合作，更有政府调控下的寡头竞争，这种集竞争与合作于一体的模式才是创新成功的根本。
▍历史观
11.革命者人格与胜利的哲学——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
汪 晖
本文原发表于《学海》杂志2011年第3期，原题为“‘癌症—污染’”的认知与风险应对——基于若干‘癌症村’的经验研究”。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并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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